建鼓乐舞画像石于1990年11月在郭里镇高李村出土，纵90厘米，横200厘米，中间及左上角虽有断裂，但是外观及画面较为完整。该画像石构图巧妙、内容丰富、重点突出、画面简洁、艺术表现力强，是留存较为完好的汉乐舞百戏画像石。
建鼓乐舞画像石在构图上分为五部分，右侧是四阿顶阙，约占整个画面的五分之一，阙的屋面有两只猿猴，两侧站立两人，应是看门人，台阶下刻有双鱼，意喻吉祥之意。
左侧为乐舞百戏画面，以建鼓为界，分为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及中间五个不均等的活动空间，右下有五人演奏，分上下两层，上层三人一人吹竽、两人吹排箫，下层两人执节，右上飘逸的缨带之上，有俩杂耍艺人倒立，动作一致；艺人之间一孩童站立认真观看艺人表演，呆若木鸡的样子，好像是被艺人的技艺惊呆了；艺人左侧一人手持一物，类似芭蕉扇，身体前躬，行色匆匆的样子，向建鼓方向走去，侧扭头部，眼睛盯着表演的艺人，面带笑容。左下有七人表演，分上下两层，上层三人一人舞蹈，一人抚琴，一人击节；下层四位歌者合唱。左上有十二位观众，分上下两层，上层七人都盘腿而坐，没有戴帽子和饰物，光头，应该是僧人；下层五人均戴高冠，怀抱婴儿，左面三人手中还执有便面。中间部分是建鼓舞表演，正中竖一建鼓，二虎共头形成基座，顶部有华盖飘羽堡，羽堡上雕有两只雀鸟，意喻吉祥之意。两击鼓人骑坐在虎身基座上，双手持鼓棒，边击鼓边舞蹈，建鼓舞表演刚劲激越，欢腾灵动。
主要特点
1、构图特征
汉画像石构图大多呈“密集型”布局，即画像石画面被分割为多个独立空间，或左右分格，或上下分格，或上下分层，每个空间具有单独的画面主题，构图繁琐细致，画面内容丰富灵动。该乐舞百戏画像石与其他画像石相比更胜一筹，它有五个分格，每个分格都设计的较为巧妙，利用用建鼓及其樱带作为分格线，充分利用了画像石的空间，整个画面格局简洁明了，灵活自然，不呆板。
2、表演形式
演唱、舞蹈、乐器演奏、百戏这四种表演形式在乐舞百戏画像石中较为多见，但是他们单独出现的比较少，经常在一块画像石中同时出现。该画像石就是四种表演形式同时存在，与其他乐舞百戏画像石不同的是表演者的数量多少及表演形式不同。比如演唱，该画像石同时存在但歌与相和大曲两种形式，单歌是一人唱三人和，相和大曲是融演唱、歌舞、乐器伴奏为一体的；建鼓舞，是两人骑在虎背上边击鼓边舞蹈的，百戏是两人倒立，仅有一种表演形式，比较单一。
3、内容方面
从画像石内容可以大概猜一下作者（雕刻者）或者使用者的意图，按照当时重死不重生的社会现实，希望人死后过上神仙般的日子，乃至成为神仙，根据画像石的大小设计画像石内容，建鼓舞、杂技、歌动。该画像石画面四周都刻有边框，显得画面没有那么简单。变化多样的曲线构成了图像的轮廓线，物象之间或有简单的云纹相关联，不论是舞蹈者的舞姿，还是乐器演奏者的形态，以及腾跃的祥禽瑞兽等等，都栩栩如生、动感强烈，具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及韵律感。
几点思考
1、乐舞百戏画像石反映的生活面貌应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生活，因为乐舞百戏表演场面人数众多，表演者需排列队形，还要不少乐器伴奏，组织这样的一场演出，花销应该不小，所以乐舞百戏应为流行于上层社会乃至宫廷的演出，不是普通民众的日常所需。
2、乐舞百戏画像石墓主人应是上流人物。乐舞百戏画像石里有7位僧人观众，这是众多出土画像石里所没有的，说明墓葬主人生前信奉佛教。然而佛教在汉代并不盛行，佛教自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到明朝中叶，佛教才开始世俗化，佛教向民间发展。由此可知，墓主人应不是普通的民众，应具有一定官职或财富，属有一定身份的上流人物。另外，阕两侧的把门人也可以证明。
3、乐舞百戏画像石是汉代厚葬民风的一种表现，不代表墓主人生前能够享受的类似生活。社会上流行的文艺形式，大致规律是由民间兴起，由宫廷吸收发扬光大并加以完善，再由民间纷纷效仿，使之成为流行时尚。汉代有重视厚葬的风气甚至盲目追求厚葬的风光带来对活人的虚荣及满足感，并且考虑到文艺形式有自上而下的影响力，还会有自下而上的崇拜、效仿甚至盲目跟风，因此可以推测，画像石中所记录的乐舞百戏，并不是其拥有者和制作者所经历过的，而是死者生前所向往的或者生者希望死者能够享用到的。
4、乐舞百戏画像石是汉朝尊崇儒家思想的一种表现。汉武帝在思想文化方面，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接受了河间献王刘德所献的儒家的“雅乐”。从乐舞百戏画像石中使用的乐器及演奏者、观众悠闲自得的神态中可窥一斑。
总之，乐舞百戏画像石反映的是汉朝的人们追求厚葬之风，信奉灵魂不死，耗巨资为自己修建坟墓，当时还被认为是尽孝心的一种方式，可见封建社会封建迷信思想浓厚，是要批判的。但是乐舞百戏画像石所记载的艺术形象既有礼教体制，又包含富有人性、充满情趣的审美感受，是对当时社会主流审美标准的反映，是当时民间娱乐生活的生动映像，是研究汉代历史、艺术及审美文化等的珍贵史料。